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农民身上沉重的负担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农民承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民的负担来自田赋、关税、盐税、厘金、外债和国内公债、财政性通货膨胀等旧政府苛捐杂税，土地高度集中垄断带来的地租盘剥，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商业货币剥削，军阀统治下各种无偿的徭役等更加复杂纷繁、更加沉重严酷。

　　一、地权高度集中垄断，广大农民地租负担沉重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系军阀和外国列强资本、买办资本大肆进行土地兼并，大量占有土地，土地垄断集中加剧恶化，地价大幅上涨。冯国璋仅在苏北就占地75万亩，张敬尧在安徽省霍邱县家乡占地多达七八万亩。外国传教士大肆侵占中国的土地和房屋，坐收地租，人民生活劳碌辛苦，却经常入不敷出。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统区地权集中趋势有增无减，土地兼并活动愈演愈烈，尤其是退往大后方的军政官员和富商携带大量资金购置土地，农民的土地大多被收购，地租居高不下。1940年，四川承租的耕地面积达到了81.31%，租额高达60%—80%；广西玉林一家佃农在1933年一年中的农场收入、手工业收入、副业收入三项加起来总计286.91元，但生活资料加上生产资料（包括地租支出68.51元）就需要319.22元，一年缺口32.31元，入不敷出、左支右绌基本是常态。负债累累成为大多数农民常年状况。

　　中国近代1900—1940年，在农村，占户口10%的富人拥有53%的可耕种土地，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垄断。绝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每年要缴纳1/3—1/2的农产品作为租金，入不敷出，不得不以借贷为生。同时地主与当地官府勾结，鞭笞重刑花样百出，逼租虐佃的情况普遍存在，即使常有抗租斗争，也因力量薄弱被镇压，佃农常年受到地主和官府的压制和剥削，生活困苦，在极端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勉强度日。

　　北洋军阀、国民政府都将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到广大农民头上，在田赋上横征暴敛，创设田赋、盐税、地方税的税收名目繁多，赋税随意加派，加之大多数官员贪图私利、营私舞弊、乘机大肆敛财，广大农民的生活水深火热，苦不堪言。

　　厘金（旧中国的一种商业税，一般是货物的通过税和交易税）税率也是高达4%—10%不等，附加税不断增加。因各路军阀分兵割据，关卡林立，建立许多征税点，一物数征。“湖南因厘金征收太苛，物价乃大昂贵，十余年来，物价有贵至数十倍者。一般之消费群众，特别是占消费群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因农产品之涨价赶不上工业品之涨价，遂感受无穷之痛苦。统计厘金的影响，以农民受害最大。”农民需要用自产的农产品交换生活必需品，靠自产自销的小型手工业者都要通过市场，而厘金税收不问巨细，广泛征课，累及百物。而不平等条约赋予外国列强对华商品减低或免除课税，使中国的商品处于不利地位，外国产品大量倾销，商业利润多归外国资本家，中国的小农经济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经济系统脆弱得不堪一击。

　　三、内乱外患频仍，兵役徭役苦不堪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国民政府，吏治依然极端腐败，发国难财的比比皆是，征兵制中弊端丛生，抓壮丁、虐壮丁、卖壮丁，强行征工、征运，大量壮丁惨遭虐待，造成很多人非战事死亡。“在1943年征集的167万人当中将近有一半在他们赶往所去部队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在八年战争中，那些在到达所分配的部队之前死去的新兵总数大约有140万——也就是说在征集的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因无法在短时间内像在美洲、非洲、印度和东南亚等被彻底殖民化的地区一样对中国进行彻底、垂直的统治，故而必须依赖一个中间阶级来代理，以便在中国进行不平等贸易、控制和操纵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买办资产阶级由此兴起，受雇于外国洋商洋行。

　　自从帝国主义的势力向东方侵略，打破了我们的‘锁国政策’，冲开了我们的农业经济，我中国的农民便做了外国资本家的奴隶。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做出许多粮食、棉、麻、丝、茶等类的东西，他们只稍微拿几个钱出来（就）买了去；他们用机器制造各种新奇的货物，运过来，不知买了我们好多的钱去了。什么洋油、洋布、洋钉、洋碱、洋瓷、洋铁……说不尽的洋货，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城市，渐渐的（地）打入我们的乡村了。我们不用机器做的土货无人买，我们作田也挣不到几个钱，他们洋资本家就一天天发财了。

　　帝国主义既挟了他的金钱武力，又勾结国内军阀、买办，所以在中国横行一时，农民辛辛苦苦做工的结果，都转几个弯子跑到他们荷包里去了。

　　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不等价交换中，广大农民卖出农产品、买进日用品，这一卖一进大受损失，农民以同样数量的农产品换回的工业品只及原先的一半，农产品购买力大幅被削弱，生活品价格不断上升，工农产品剪刀差日趋扩大，农民在无形中被掠夺了收入，农村经济越加贫瘠，农村生产力越来越低下。

　　除了农产品，外国列强资本对其他工业领域也是垂涎三尺，觊觎全面占领和控制。1911—1914年，外国列强资本共攫取中国路权达18000公里；大肆掠夺中国矿业。英国占有开滦煤矿大部分权益，日本控制了长江流域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1919—1925年，日本已全部控制了中国的铁矿。

　　国民党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为美国向中国市场倾销商品大开国门，同时为了把中国农村作为过剩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地，组织了各种合作活动，比如1946年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在其提交的题为《改进中国农业之途径》的数万言报告书中，主张中国保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将美国工业急需和短缺的桐油、蚕丝等列为优先发展经济作物；而棉花、小麦等中国主产的粮食作物则由美国提供。

　　在金融方面，外国列强资本、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和官僚资本、封建势力、私人商号联合勾结，利用操控外汇、控制法币、调控利率、通货膨胀、滥发纸币、强行摊派公债等金融手段巧取豪夺，变相隐蔽盘剥中国百姓。

　　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设立银行，掌握旧政府的借款，吸收存款，发行纸币，操纵金银、外汇，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控制中国贸易和金融市场。外商通过外国银行和中国钱庄，先对买办采取一种信用期限偿付货款的赊销方式推销货品。买办对下一级华商，批发商对零售商转销，也利用一定的赊销信用，信用的利息最终通过价格转嫁到众多农民头上。这种由外商贷款给买办再贷款给下一级中间商，最后贷给生产产品的农民的层层贷款关系，形成了对农村广大农民的高利贷盘剥网，并且使外国银行可以轻易通过调整利率操纵市场，获取高额利润。毛泽东就此精辟地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买办阶级仰仗外国势力，与国内买办、钱庄、高利贷者形成下一级金融剥削网，很多时候依靠暴力手段，抽取洋行代理佣金、外债经手佣金、进出口贸易佣金等买办收入。

　　外国列强还通过货币贬值的金融手段大幅倾销工农产品以转嫁经济危机。1934年，美国实行白银政策，人为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导致中国国内白银多数外流，国内银价上涨，通货紧缩，贸易锐减，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美国实行的白银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是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开启币制改革，确定法币对英镑汇率，通过汇率与英镑联系起来，法币英镑化，中国货币的白银本位变成了外币汇兑本位，外国货币成为了货币发行的准备金。为了干预和控制汇率波动，国民政府势必要大量储备英镑；而英镑国家“铸币税”的收入将旱涝保收，还能通过货币政策间接控制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

　　北洋军阀不仅霸占银行业、银号，比如直系军阀冯国璋开办华通银号、江西督军李纯开办义兴银号，还大量滥发公债、强行摊派，滥铸硬币、滥发纸币，支付劣币、收取良币，大量敛财，盘剥农民。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国民政府为应对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一方面大幅征税，另一方面大量印刷钞票，企图靠增发纸币弥补财政亏空。数据显示，1945年8月，法币的发行量已经为1937年的394.84倍。到1948年8月，国民政府推出金圆券改革，停止法币流通，并以1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回笼旧币，开始明火执仗地掠夺。1948年10月《大公报》记载：北平市面日益恶化，抢购之风弥漫全市，米麦粮店已十家九空，香烟黑市漫天叫价，一日数变。日用品等均成奇货。最开始发行上限的20亿金圆券，到1949年5月，已达到惊人的130万余亿元，一年不到时间，发行量高达65万多倍！在农村恶性通胀影响下，农民常年辛勤劳动，而购买力大幅下降。1946—1947年间，浙江龙游一户农民，辛辛苦苦养一头猪，以大约700斤稻谷的价格卖出去，三天后，这价款只能买到400斤稻谷了。

　　在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前中国百年的近代史上，广大农民处于十分恶劣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官府繁重课税、军阀横征暴敛、外商层层盘剥、地主豪绅收租，使得普通农民维持生计十分艰难，入不敷出已是常态。在金融方面，外国列强和官僚买办资本利用金融手段巧取豪夺，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金融体系，不断加剧农民的深重苦难。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即已洞察广大农民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之间尖锐的经济矛盾，农民阶级“非常富有战斗性”，之后党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创办农民协会银行、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金融体系，不断探索金融支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党对金融工作的正确领导为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